【答案】低水平美国基础教育为何能培养出高端人才
在时下颇为流行的关于中美教育的比较中，一个看起来是悖论的现象引起了我的浓厚兴趣：一方面，中国学生普遍被认为基础扎实，勤奋刻苦，学习能力——特别在数学、统计等学科领域——超乎寻常，在国际大赛中屡屡摘取桂冠，将欧美发达国家的学生远远甩在后面。去年上海学生在国际学生评估测试中的表现尤其令人振奋；另一方面，中国科学家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整体地位不高，能够影响世界和人类的重大科研成果乏善可陈，特别是至今没有本土科学家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事实令人沮丧，难怪钱学森先生临终之前会发出最后的拷问：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？
与此类似的另外一个看起来也是悖论的现象是，一方面，美国基础教育质量在世界上被公认为竞争力不高，就连美国人自己也承认这一点。和其他国家——特别是和中国、印度——相比，美国学生在阅读、数学和基础科学领域的能力和水平较差，在各种测试中的成绩常常低于平均值；另一方面，美国的高等教育质量独步全球，美国科学家的创新成果层出不穷，始终引领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。一个水平很低的基础教育却支撑了一个水平最高的高等教育体系，这也许是世界教育史上最吊诡的现象之一。
在通常情况下，优秀的学生和优秀的学者之间存在某种正相关关系。虽然不是所有的优秀学生最后都能成长为优秀的学者，但优秀的学者在学生时代通常都会比较优秀——尽管也会出现例外。也就是说，就整体而言，优秀学生的基数越大，未来从中涌现出优秀学者的可能性就相应越大，因为我们并不知道他(她)们当中谁最终会脱颖而出；反过来，如果优秀的学生和优秀的学者之间不存在这种正相关关系，换句话说，如果优秀的学者并不依赖于优秀的学生而产生的话，那么，人类社会就没有必要建立正规化的教育系统。然而，当下的中国教育正在验证我们的担忧：优秀的学生和未来优秀学者之间的相关性似乎并不显著。如果事实果真如此，我们就不禁要问：我们的教育是有效的吗？这也促使我们反思：到底什么才是有效的教育？
教育是否有效要看它是否帮助人们实现了教育的目的。然而，今天越来越多的我们——无论是教育者还是被教育者——已经渐渐忘记了教育的目的。恢复高考以来的三十多年里，我们一直在不停地奔跑，跑得越来越快，也越来越累，却很少停下来问一问自己，我们为什么要奔跑？教育似乎正在变成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得不去完成的例行公事：教师上课是为了谋生；学生上学是在义务教育阶段是国家规定，在非义务教育阶段是为了通过上一级的考试；校长看上去像是一个企业的总经理；大学正遭到各种各样的逃离，等等。凡此种种，无不显示出教育的有效性正在慢慢消失。
从比较的角度看，关于教育的目的，中国——甚至整个东亚社会——和美国的教育似乎呈现出不同的特征。
以科举制的终结为分水岭，中国教育史可以被划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。古代中国的教育实质上是一种关于社会和人生的伦理学训练。教育固然有其功利化的一面：“学会文武艺，卖与帝王家”，“学而优则仕”，等等；但另一方面，教育也有其超越性的一面：学生们通过反复阅读经典的经书来完善自己的道德，管理家族和宗族事务，进而服务于国家和天下苍生。这一点在《礼记·大学》里表达得非常清晰：“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先治其国；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；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；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；欲正其心者，先诚其意；欲诚其意者，先致其知，致知在格物。物格而后知至，知至而后意诚，意诚而后心正，心正而后身修，身修而后家齐，家齐而后国治，国治而后天下平。”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后一种以“仁”为核心的儒家教育甚至远远超过了它的功利性。因此，即使在晚明和晚清政治社会极度腐败的情况下，依然有不少杰出的知识分子恪守儒家伦理道德规范，在极其艰难的境况下维系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命脉。
科举制废除之后，基于政治经济文化的颠覆性变革，中国教育走上了向西方学习的道路，由此形成了一整套语言、学制和评估体系。20世纪50年代全面转向苏联教育模式仍然没有脱离这一历史进程，只不过是学习的方向和内容发生了转换而已。到了20世纪80年代，中国教育再度转向以美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为对象的借鉴和学习。这一源于特殊历史环境下的教育体系尤其强调功利性的一面，即教育是为了解决现实中的某种问题而存在的：教育为了救国；教育是实现现代化的工具和基础，等等。到了当代，教育更加呈现出相当显著的工具性特征：学生们希望通过教育获得一些“有用”的技能，使他(她)们能够通过竞争激烈的考试，增强他(她)们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，进而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和物质财富。如果教育不能帮助他(她)们实现这些目标，他(她)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抛弃教育——这就是为什么近年来“读书无用论”渐渐开始抬头的思想根源。